目的:探讨外科手术逆转压力负荷性左心室肥厚的有效性。方法:75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15)和肥厚组(n=60),后者行腹主动脉缩窄术造成左心室肥厚;肥厚组存活大鼠再随机分为实验组(n=26)和对照组(n=20),实验组大鼠再次手术解除腹主动脉的缩窄,术后每周取血液标本检测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Ⅱ,AngⅡ)和醛固酮(aldosterone,Ald)含量,取心脏标本测心脏质量指数(heart mass index,HMI)和左心室质量指数(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LVMI),并行HE染色分析。实验第9周行超声心动图测舒张末期左室后壁厚度(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thickness of end-diastolic,LVPWTd)和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nterventricular septum thickness of end-diastolic,IVSTd)。结果:实验组AngⅡ和Ald水平分别于实验第8周和第9周相比对照组明显下降(P＜0.01),接近正常组水平。实验组HMI和LVMI实验第9周相比对照组下降(P＜0.05),但较正常组仍明显肥厚(P＜0.01)。实验组LVPWTd实验第9周较对照组下降(P＜0.05),仍厚于正常组(P＜0.05)。结论:外科手术可以逆转腹主动脉缩窄导致的压力负荷性左心室肥厚。

目的:探讨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1α,SDF-1α)在人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其与胶质瘤血管生成的相关性。方法:以58例人脑胶质瘤及18例正常脑组织为研究对象,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SDF-1α及CD105的表达情况,并计数CD105标记的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 MVD)。结果:正常脑组织中未见SDF-1α表达。SDF-1α标记指数及CD105-MVD与胶质瘤病理分级密切相关(P＜0.01),SDF-1α标记指数与CD105-MVD均呈正相关(r=0.872, P＜0.01)。SDF-1α表达和CD105-MVD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及瘤体大小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SDF-1α和CD105-MVD可作为反映胶质瘤恶性程度的指标;SDF-1α在胶质瘤中表达增加可能引起胶质瘤的发生、发展;SDF-1α可能通过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向肿瘤迁移,从而刺激肿瘤血管的生成。

目的:探讨染料木素(genistein,GST)对对氧磷(paraoxon,PO)损伤血管功能的保护作用。 方法:取雄性SD大鼠胸主动脉制备离体血管环,测量并记录血管环张力。实验分组如下:1)溶媒对照组,用0.1% 的二甲基亚砜(dimethyl sulfoxide,DMSO)预孵育血管环30 min后,检测大鼠胸主动脉环对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1×10^-9~1×10^-5 mol/L) 诱导的内皮依赖性舒张(endothelium-dependent relaxation,EDR)功能及硝普钠(sodium nitroprusside,SNP;1×10^-6 mol/L)诱导的非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的反应;2)各浓度PO处理组,分别用不同浓度的PO(4.05×10^-9~4.05×10^-5 mol/L)预孵育血管环30 min后,检测大鼠胸主动脉环对Ach及SNP诱导的血管舒张功能的反应;3) PO+GST处理组,分别用PO(4.05×10^-6 mol/L)与不同浓度的GST(1,3,10,30或100 μmol/L)共同孵育血管环30 min后,检测大鼠胸主动脉环对Ach及SNP诱导的血管舒张功能的反应及对苯肾上腺素(phenyllphrine,PE;1×10^-6 mol/L)诱导的血管收缩功能的反应。结果:PO(4.05×10^-9~4.05×10^-5 mol/L)可浓度依赖性地抑制Ach诱导的EDR反应,对SNP诱导的非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没有影响。GST(10,30或100 μmol/L)可减轻PO(4.05×10^-6 mol/L)对EDR的抑制作用,且GST浓度为10~30 μmol/L时,该作用具有剂量效应;但GST对SNP诱导的非内皮依赖性舒张反应没有影响。各浓度GST与PO共同孵育血管环,可浓度依赖性地抑制PE诱导的血管收缩。 结论:GST可抑制PO诱导的EDR受损,并抑制PE诱导的血管收缩效应。

目的:探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中血浆N-端脑钠肽前体(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与肺动脉高压的关系。方法:将99例老年COPD 患者,根据心脏彩超分为单纯COPD 组和COPD 伴轻、中、重度肺动脉高压组,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浆NT-ProBNP。结果:COPD合并轻度肺动脉高压的NT-ProBNP 水平较单纯COPD 患者明显升高。并且,随着肺动脉高压程度的增加,NT-ProBNP逐步增高;NT-ProBNP 与肺动脉压呈正相关。随着肺动脉压力的升高,患者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亦显著增加。结论:老年COPD患者血浆NT-ProBNP 浓度与肺动脉高压可能关系密切。

目的:观察吸入伊洛前列素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术后肺动脉高压患儿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方法:随机选择10例术后未吸入伊洛前列素患儿,10例术后24 h吸入伊洛前列素患儿,年龄0~14岁。运用血液流变学仪检测吸入伊洛前列素前后3项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与未吸入伊洛前列素组相比,吸入伊洛前列素后24 h患儿红细胞聚集性和血液屈服应力明显降低,红细胞变形指数增高。未吸入组术后0 h与24 h血液流变学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吸入伊洛前列素能明显改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的血液流变学性状。

目的:研究不同时期人胚胎肺中巢蛋白的表达变化,探讨巢蛋白在肺发育过程中的作用。方法:取3~8月人胚胎肺组织,常规石蜡切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巢蛋白在胚胎肺中的表达及分布。结果:各胎龄段(3~8月)肺均有巢蛋白的表达,巢蛋白阳性细胞主要分布于肺内支气管旁和血管中,而在支气管上皮中未发现阳性细胞。结论:正常人胚胎肺中有巢蛋白的表达,随着胎龄的增加,巢蛋白表达量下降。

目的:探讨Xk1p2靶蛋白(targeting protein for Xk1p2,TPX2)和胸苷磷酸化酶(thymidine phosphorylase,TP)在胃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75例胃腺癌(胃腺癌组)、33例异型增生(癌旁异型增生组)和75例正常胃黏膜组织(正常胃黏膜组)中TPX2和TP蛋白的表达。结果:胃腺癌组TPX2和TP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0.7% 和62.7%;癌旁异型增生组为33.3%和39.4%;正常胃黏膜组为2.7% 和5.3%。TPX2和TP在正常胃黏膜组、癌旁异型增生组及胃腺癌组中的表达率依次增高,经多个样本率的比较,3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1)。TPX2蛋白的表达与肿瘤的分级、分期、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与年龄、肿瘤大小无关(P＞0.05)。TP的阳性表达率与肿瘤的分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及肿瘤大小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年龄、分化程度无关(P＞0.05)。TPX2与TP在胃腺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关系(r=0.4697,P＜0.01)。结论:TPX2和TP可能共同参与了胃腺癌的发生、发展及转移。联合检测TPX2和TP有望成为胃腺癌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的候选标志物。

目的:探讨恶性孤立性纤维性肿瘤(malignant solitary fibrous tumor,MSFT)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鉴别诊断、分子遗传学、治疗及预后。方法:对2例MSFT进行光镜、免疫组织化学研究,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男性2例,年龄分别为66岁及48岁。发生部位:骶前1例,临床表现为进行性二便障碍3年;后上纵隔1例,临床表现为活动后心慌半个月。肿瘤大小分别为10 cm×9 cm×6 cm及12 cm×10 cm×9 cm。镜检:细胞稀少区和细胞丰富区交替分布,两者之间有粗的玻璃样变胶原纤维分隔。密集区肿瘤细胞丰富,呈束状、漩涡状排列,可见血管外皮瘤样结构;瘤细胞呈梭形、短梭形,核染色质粗,异型性明显,有肿瘤性坏死、较多量核分裂(>4/10 HPF),局部出血。免疫表型:肿瘤细胞CD34,Bcl-2,CD99及Vimentin弥漫阳性;P53部分阳性,上皮细胞膜抗原局灶阳性;ki-67增殖指数20%~30%;S100,Desmin,CK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阴性。结论:MSFT是一种少见的间叶肿瘤,确诊主要依靠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需与血管外皮细胞瘤、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纤维肉瘤、滑膜肉瘤、恶性间皮瘤、恶性外周神经鞘膜瘤和脑膜瘤等相鉴别。MSFT的预后不良,易复发和转移,根治性切除是主要治疗手段,术后应长期随访。

目的:探讨隐睾并发精原细胞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对2例手术切除的小肠精原细胞瘤进行临床、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观察。结果:肿瘤由大小基本一致的瘤细胞构成,被纤维间隔分隔成巢状或不规则条索状;细胞圆形或多角形,边界清楚;胞质较丰富,多数透亮,部分呈嗜酸性;核圆或椭圆,大而深染,基本位于中央,核分裂多见;可见灶状、片状或大片坏死;间质内纤维组织增生,可见淋巴细胞弥漫性或灶状浸润,部分肿瘤边缘可见残存附睾管。免疫组织化学示PLAP,CD117,HCG和Vim以及CD45RO均阳性,CK,EMA,CD20,AFP,Syn,CgA,HMB45及S-100均阴性。结论:精原细胞瘤的病理诊断应紧密结合临床资料进行。

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修饰的重要部分,基因异常甲基化在肿瘤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与DNA甲基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可能通过改变甲基化位点或对DNA甲基化相关酶类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到相关基因的甲基化状态,改变表达水平,导致肿瘤易感性发生变化。DNA甲基化代表的表观遗传与SNP代表的遗传突变能为癌变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微小RNA(microRNAs, miRNAs)对细胞周期的调控已经得到证实,同时细胞周期调控依赖的转录因子(如c-MYC, E2F或P53)对miRNAs也具有调节作用,这些非编码小分子RNAs可通过扰乱关键的细胞周期调节因子而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miRNAs作为基因表达的调节器,它的存在对于生物体的正常生长发育是非常必要的,miRNAs的异常表达会导致疾病甚至是癌症的发生,miRNAs在临床上正在逐渐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靶标。

心房颤动是临床最常见的慢性持续性心律失常,具有进行性、自我延续性的特点。MicroRNAs是新发现的基因表达调控因子,由长约22个核苷酸的单链RNA分子构成。MicroRNAs在控制房颤方面的潜在作用最近才开始研究,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房颤的分子机制。此综述简要叙述microRNAs的特点和功能、房颤的重构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微小RNA(miRNA)是一类内源性的单链非编码小RNA(长度约16~25个核苷酸)。它们通过与靶信使RNA的3'UTR碱基互补配对,形成RNA诱导沉默复合体(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RISC),抑制蛋白质的翻译或促进信使RNA分解,从而对靶基因的表达起着反向调节作用。MiRNA在心血管系统中起着广泛的作用,它们与靶信使RNA相互作用,刺激或抑制多种信号传导通路,从而影响着心血管系统的发育。MiRNA表达量的增加或减少都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MiRNA的发现为多种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相关机制的阐述提供了新的依据。

唐氏综合征是最常见的染色体非整倍体遗传病,出生干预是预防该病的有效措施。传统的产前诊断具有创伤等缺陷, 无创产前诊断是未来发展的需求。孕妇血胎儿细胞、胎儿游离DNA、胎儿游离RNA及胎儿游离microRNA的分析是新近发展的4种唐氏综合征无创产前诊断技术。母血胎儿游离miRNA有足够的稳定性、特异性和准确性,是最具临床应用价值的生物标志物。

酪氨酸激酶分子信号通路异常在胃癌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c-met和c-src信号通路的激活、两者相互作用的可能机制与肿瘤血管形成的关系等一系列基础研究结果,以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ion,TKI)治疗胃癌的初步结论、c-met和c-src相关的TKI耐药机制等,为胃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途径。

DJ-1基因是一种新的线粒体依赖癌基因。当前在帕金森病领域,对DJ-1基因的研究较多,认为其与人类家族性早发型帕金森病相关。近来研究发现DJ-1基因与人类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进展及预后等密切相关,可作为癌症发生的预警标志物,但也有DJ-1在肿瘤中低表达的报道。

维生素D缺乏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受到全球关注。近几年有很多相关文献报道补充足够的维生素D能增强肌力、减少跌倒相关风险以及预防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因此如何指导国人补充适量的维生素D以及研究体内维生素D的检测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氧化应激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线粒体电子传递呼吸链氧自由基产生过多是高糖介导组织损伤主要原因之一, 改善线粒体氧化应激状态成为防治糖尿病肾病新的研究方向。

胆碱能抗炎通路是近年来发现的对全身性炎症反应有调节作用的通路,可通过迷走神经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合成从而抑制机体炎症反应。核因子-κB和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是该通路细胞内信号转导中最重要的两条信号通路。脓毒症以全身炎症反应为特点,是危重症患者的常见死因。根据胆碱能抗炎通路作用迅速有效的特点,推测其可应用于脓毒症的治疗。目前已有多项实验研究的结果表明:物理方法如电刺激迷走神经,药物如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胆碱酯酶抑制剂、生长激素释放肽和不饱和脂肪酸的应用,均可有效抑制脓毒症的发展。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的防治是多途径、综合性的救治过程。目前尚无治疗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ARDS的特效药物,对其有缓解作用的药物主要针对其的急性渗出期、炎症反应或氧化损伤以及纤维增生期。联合多种药理因素的机械协同作用或者叠加作用以及药物与非药物干预(如机械通气)的治疗可同时作用于ARDS病理生理的多方面,对该病的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